2011年,《开放时代》,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杜维明等)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1 期

编者按:2011 年 9 月 3 日至 4 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80 年代中国思想的 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国际研讨会,三十余名国内外学者与会,李泽厚先生提交了书面发言。本刊 以“李泽厚与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为题,择要刊发此次研讨会部分内容。顺序及标题为编者另拟。

以下内容已经过大部分发言者审订,高建平、李公明、钱理群、黄子平先生未审阅其发言内容。

开场白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我认为我们这次讨论会很有意义,李泽厚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 挑战就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要再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西方的宗教和哲 学是分开的,和我们太不相同,将来中国哲学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救亡和启蒙是大问题,“救亡压倒启蒙”也是大问题,但是不管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压倒救亡, 我们不加反思地认为我们追求的启蒙就是西方的启蒙,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因此“启蒙是救亡唯一的 路”。这种思路需要扩大,还有很多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必须认真考虑。

还有一个“西体中用”的问题。这是李泽厚提出的观点,以西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讲的是体和用的关系,但跟张之洞所讲的不同。 再有关于转换和创造。不是创造的转换,而是转换性创造,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另外是儒学四期的问题。他认为“三期说”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四期说”是强调汉代的重要性。

历史本体论的长处和短处在什么地方?“情本体”提出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从经验变成先验,有 没有可能?另外,能不能够从历史建构理性?能不能从文化心理积淀建立本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 题。我想,哲学上有两个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一种是综合考虑各种问题;另外一种就是集中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最后形成了一条有各种可能性的思路。李泽厚的思想框架在他很年 轻的时候就建构起来,经过转化创造,在回应他人的批评和自己的学术发展,自觉地重新修订,建构,我 认为这在中国哲学界并不多见。我们组织这个会议,主要是想重新了解 80 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而以哲 学的创造性为主,李泽厚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重点。我们对他的学术进行同情的了解,同时也进行批评的 认识,可以让我们回顾 80 年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状况,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的学术和思想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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