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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合影会议现场 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首届“精神人文主义”工作坊于5月19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对“精神人文主义”论域的定位与解读、“精神”的深层意涵与开展等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何为“精神人文主义”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在2014年5月19日庆祝基辛格博士九十寿辰的演讲中正式提出“精神人文主义”论域。治学50余年来，杜维明先生始终关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在开展“文明对话”、与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对话的过程中，印度学者巴拉苏布若门尼（R.Balasubramanian）向杜先生建议应该把儒学当作一种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以区别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受此启发，杜先生以儒家仁学、尤其是思孟心学的精神价值为核心，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以“仁”为枢纽、“自我”为核心，将“人”展现为四个维度：自我（己）、社群（群）、自然（地）、天道（天）。自我绝不是封闭的，人作为世界的参与者、欣赏者与共同创造者，通过对社群、自然、天道的“体知”，塑造整全人性。“精神人文主义”旨在以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个人为基础，发展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文价值。 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认为，“精神人文主义”是杜维明新仁学、新心学思想的总结。论域充分肯定了启蒙运动的正向价值，同时对现代性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指出，第一次人文主义以反对宗教压制为核心，发展至今，流弊为工具理性对人的宰治。“精神人文主义”重新理解“人”，能够纠正工具理性的弊端。浙江大学董平教授也提出，通过全面理解“人”来理解世界文明与文化，可以看到“精神人文主义”对人类面临的危机有着深切关怀。 “精神人文主义”对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对未来具有开放性，同时也是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教授考察了从唐君毅到杜维明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创新、继承的历程。唐君毅的“心灵九境”说注重推扩心灵向上与向下两个维度，对道德、宗教、哲学都提出重建的思路。“精神人文主义”对此有所继承，并致力于重建当代的人文精神。中山大学陈立胜教授指出，唐君毅、牟宗三等学者对宗教性的理解基本上参照西方基督教，“精神人文主义”则设想了一种非宗教的精神性，扎根于存有的连续性之中，以“体知”、“亲证”的方式开显主体性。 二、自我、人伦与天道 在“精神人文主义”开展的己、群、地、天四个维度中，自我与人伦、天道的关系是学者讨论的焦点。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指出，“精神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具体性，这是一条从自我到人伦的建构进路。然而在儒教传统中，自我是在人伦中呈现的，应如何看待自我与人伦的关系？陈立胜认为自我和人伦共生共存。从工夫论层面来看，有了自我的觉醒，才可能形成人伦；就存在论层面而言，则自我是在人伦之中觉醒的。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以儒家“慎独”概念为出发点，“独体”呈现出从关系中摆脱出来的自我意识，此意识塑造了对外在的批判精神。同时，孝亲之情是以自我不容已的内在意识为基础，因此应当由“己”出发理解人伦。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则认为，自我在面对不同对象时有不同的意义，必须在关系网络之中才能凸显“己”的不同向度和价值。郑宗义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指出，康德在有限性中思考自我，在对人的超越性、理想性和无限性进行肯定的同时，也对人的有限性有着深邃洞察。这种思想集中呈现在中国传统的“敬畏”观念中。人的有限与无限两面，对于构建“精神人文主义”都十分重要。 人伦之维塑造了社会性的人，也限制了自我的呈现方式，人的天道维度则彰显了自我的超越本性。如何理解自我与天道的关系？中山大学张卫红教授将王阳明对心物关系的讨论作为思想资源，指出“己”与“天”作为人的根本性维度是一体的，“己”展现心体的内核，“天”展现心体的高度，因此“精神人文主义”是即内在而超越的人文精神。郭齐勇教授也指出，儒家的终极性和宗教性在现代被消解，“精神人文主义”重新建立天人的相关性，使传统的灵性与神性得以继续发展。杜维明教授总结道，天与人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天”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并非无所不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并非人的自傲，而是具有强烈宗教意味的责任感之体现。 三、建构有“精神”的人文主义 如何理解“精神”的内涵、在学术研究和现实语境下落实“精神人文主义”，是学者共同的关切。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考察了现代汉语中的“精神”，认为“精神”指与物质相对的、由人建立的抽象价值符号。“精神”牵涉的空间非常广阔，“精神人文主义”追求的是更具有包容性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从意识与经验的角度，指出“精神”涵摄空间和时间，必须由人的意识体现。人可以通过记忆与想象突破当前的限制，从而使“精神”超越具体时空。在超越经验的限制、可以界定为“精神”层面的意识与想象方面，人们的个体意识差异非常大。因此，“精神人文主义”需要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如何通过教化与修养来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姚新中教授指出，在基督教传统中，精神与物质相对立。“精神人文主义”是人本主义而非神本主义，重视心灵培养，不仅关注人与外界的关系，也关注人与自身的深层关系。 “精神人文主义”论域的提出得益于印度学者的启发，“精神”或“灵性”正是印度哲学的核心思想。北京大学郑开教授通过阐论全秉薰和徐梵澄对“精神”的探讨，挖掘“精神”的深层意涵。全秉薰从内丹学出发，讨论心与身的复杂互动所展现的精神性。徐梵澄认为“精神”就是彻上彻下的知觉性，他融合中国哲学的思想推进对精神哲学的理解，开显了“精神”的广度。天津社科院李卓副研究员指出，徐梵澄主要由阿罗宾多的哲学阐发“精神”。就个人而言，“精神”主要指心灵、性灵，就宇宙而言主要指超越性。 “精神”不仅存在于印度哲学中，唐文明指出，“精神性”就是“灵性”，中国古代有很强的灵性传统。中国社科院陈霞教授以道家信仰的精神性为切入点，认为道家对“道”的信仰基于人心对世界的感悟，削弱了信仰对象的人格性。“道”把过程和变化接纳在“无”之中，从而使人的个体性与自我精神得到成全。中国社科院王正副编审提出，中国传统的工夫论是对“精神人文主义”的开显与落实。先秦没有明确的“本体”概念，但“天道”论说蕴含了“本体”义，修身既是“天道”的下贯，也是“学以成人”的无限过程。中山大学李兰芬教授从汤用彤对儒家精神的理解出发，探讨“学”何以“成人”。中山大学赖区平副研究员以经学与子学的心灵观念为关注点，考察了从封建到郡县的制度变革对不同知识范式中“心灵”理论的影响。北京大学白宗让博士从“体知”的角度探讨了修身、情感与艺术共同具有的“身体感”。 “精神人文主义”有很强的现实关怀。随着技术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深化，传统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受到技术主义的重塑。吴根友教授指出，“精神人文主义”不仅要思考后工业社会的新技术浪潮，在未来还要思考“学以成神”的问题。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从现代性与自由主义的视角，认为社会儒学能够进一步发展“精神人文主义”。 杜维明教授在总结中说道，身心灵神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能够形成既有群体性、又有自主性的共同意识。最内在的核心价值绝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而是掘井及泉的普世价值。“精神人文主义”走的是一条通向普遍的人、通向普世价值的道路。 攥稿：邱楚媛（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博士生）

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确立，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亦向亚太地区转移，两国利益的参差冲突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境下，讨论两种政治文明核心利益背后的核心人文价值，进而寻求二者对话与和谐共存之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2年12月28日，由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主办，北京论坛组织委员会、斯坦福大学孔子学院、美国“文化中国基金会”协办的第三次“中美核心价值对话”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克莱蒙德旅馆召开。 此次对话可追溯到2011年4月中美两国高层领导共同倡议建立并日臻发展完善的“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当时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论坛组织委员会副主任李岩松博士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顾问杜维明教授共同倡议，在北京论坛框架下创立“中美核心价值对话”，旨在依托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平台，充分发挥北京论坛、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学术优势，通过深入交流和直面对话，推动中美两国学者对双方核心价值的关注和思考，以期增进理解、扩大共识，进而为中美两国领导人提供决策参考和政策建议。2011年秋和2012年秋，“中美核心价值对话”已经在北京论坛年会期间先后举行了两次。 本次在伯克利召开的第三次“中美核心价值对话”，接续前两次对话取得的成果，更汇集了新近成立的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的学术资源，旨在进一步凝结中美两国知识界精英的思想共识，争取对两国关系及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与会的中美重要学者包括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世界伦理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杜维明（Tu Weimin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斯坦福大学知名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威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社会学教授安·斯维德勒（Ann Swidler），密歇根伟谷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史蒂芬·劳尔（Stephen Rowe），坦普尔大学宗教系天主教思想和跨宗教交流专业教授列奥纳德·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以及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海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傅军、北京论坛秘书长严军等。 与会学者在一天的会期内，就“中美核心价值对话”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沟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杜维明教授指出的，价值的形式与时俱进，但其核心内容则较为恒定。核心价值的对话重在打破成见，中美两国在对话合作以外别无选择。国人过去只看重美国的经济、军事地位，而对美国文化在宗教、伦理等方面的内在特性较为漠视。事实上，此次对话不仅为各方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而且也将开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中美两个伟大民族间的平等对话足以催生出一种“对话的文明”（dialogical civilization），从而促进不同文明间进行真正深入的交流。 罗伯特·贝拉教授则从价值观动态研究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新自由经济两种中美共有的核心价值，认为二者带来了非常现实而深刻的影响，但其作用却并不总是那么正面。当前最大忧惧在于，中美两国正在愈来愈视对方为各自的主要敌人，有可能给21世纪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更需要两国知识精英与决策者运用智慧，探索两大民族在后冷战时代共存互信的新路。与会的多数学者对两国关系仍持乐观态度。他们寄希望于在年轻一代之间建立交流与互信，就价值共享、历史记忆、话语变迁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讨。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知名政治活动家阿米塔·艾奇奥尼（Amitai Etzioni）专门为本次对话寄送了题为《中美关系：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的论文提纲。他提出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既成势力和新兴势力，难免利益冲突和价值龃龉，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及时地消解紧张关系。艾奇奥尼教授提出外交对话、经济合作、军事协调等途径，指明由于中国并没有谋求全球霸权的野心，就美国的立场而言，实无包围或制衡中国的必要，并且应该允许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地区影响力。 连续三次的“中美核心价值对话”正延伸出两个具体研究计划：一是在人文整体的层面上，讨论人性、价值、宗教等普遍问题；二是偏重政策和实践方法，不仅对政府决策，对公共知识人也应该具有指导意义。与会的二十多位中美顶尖学者，通过坦诚的对话、讨论和共同研究，最终达成关于中美核心价值的若干共识。这些共识将通过两国主流媒体向全世界发布，以期对中美两国外交决策，和以两国关系为基础的全人类和平、共存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80年代以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知识及文化界所关注的课题。80年代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最活跃、最有创意的时代。具体而言，自1979至1989的十年间，当代中国思想界呈现了特殊的、乃至于独一无二的盛况，各种思潮间呈示了相互论辩、抗争、交流、融合的景观。“美学热”、“文化热”、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书系和杂志、《文化：中国与世界》书系及丛刊所引领的学术风潮、77/78级大学生和研究生所导引的大学校园精神氛围、西学之译介、传统之反思、重塑文化中国认同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有待展开的课题。对80年代的重新回顾、反省、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识，构成我们今天考察中国思想的创造性的一个重要论域。 2011年9月2日—4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发起“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李泽厚哲学为中心，考察探讨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并希望能以此促进关于当代中国思想研究的对话的展开。本次会议围绕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活跃气氛展开讨论，以李泽厚先生的思想活动为讨论中心，邀集亲临盛况的著名学者30多位，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思想面向讨论中国思想的创造性、。李泽厚会议围绕李泽厚会议最后形成论文集，最后论文的部分成果发表在《开放时代》2011年第十一期。 附：与会者名单：杜维明，牛大勇，杨煦生，夏晓红，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赵士林，刘再复，薛华，赵汀阳，徐友渔，李学军，董秀玉，彭富春，郭齐勇，秦晖，陈来，汪晖，尤西林，刘军宁，黄克剑，刘小枫，杨念群，干春松，张汝伦，萧延中，杨国荣，金观涛，刘青峰，刘笑敢，陈维纲，陈少明，甘阳，吴重庆，赵宋光，张志扬，刘康，舒衡哲，陈彦，于硕，黄万盛，Heinrich Geiger，刘慧儒，Karl-Heinz Pohl，张宁，成中英。 知网信息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FSD2011110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