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导读：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对于儒学在近现代所经历的三阶段危机的回顾与反思。列文森在现代与前现代二分的线性进步史观视角下，对中国近代学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他们在情感上依恋着他们的‘历史’，但在理智上则献身于外来的‘价值’。”回望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汇的历史，能看到一种明显的文化弱势心态。正是因为缺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智分析，才会不自觉地被带入西方式的“现代”视角，传统才会成为可以放入博物馆的“遗迹”。从晚清、“五四”到新中国，从反传统到体知传统，在几代学人的探索下，“花果飘零”的儒学才有了“一阳来复”的生机，儒学的现代转化才真正启程。
一、儒学之内外交困阶段——晚清政权的衰亡与西方文化的冲击
第一个阶段，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外部来看，这一阶段儒学所面临的主要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种文化危机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因素。西方文化的传入伴随着西方经济的扩张，军事的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其程度比佛教传入猛烈的多。短短几十年内，中国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没有时间去消化新知识、去反思传统文化，而是被动地对西方文化做出反应，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塑造成不同的形态与流派。
从儒学的基础来看，纵观整个清代，从康熙、雍正、乾隆开始，清王朝利用儒家作为政治的控制工具，使得儒学政治化、工具化了。因为严酷的文字狱和严厉的思想控制，清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很了不起的抗议精神，乾嘉朴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是对儒学固有的学术方向的扭转，也是对儒学内在价值的桎梏。19世纪以来，当满清政权逐渐走向崩溃，这时的儒学就已经变成了游魂。因为儒学跟政权已经难分难解，所以政权崩溃的时候，儒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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