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虽然是近年来在海内外知识界争议性很大的课题，但环绕着“儒学的现代命运”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进行反思却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各大流派的共同关切。其实，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为文化志业的努力在台港新马和北美各地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进行了三、四十年之久。一般的理解，“当代新儒家”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当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国论坛》(联合报系的知识性杂志)一九八二年在台北召开的以“当代新儒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五位学人的思想为评断的对象。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严格地定义当代新儒家，至少方东美、钱穆及冯友兰的思想也应列入考虑。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围旁及学术、知识、文化和政治各领域，包括的人物就相当多了。可是，五四以来儒学虽然经过三代学人的重建，目前所争取到的，只不过是“一阳来复”的生存权利而已，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仍旧是个大家争议不休的问题。
一九八八年三月号的《读书》发表了黄克剑针对我《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而撰写的鸿文，集中我有关“文化认同”的论点，提出八点质疑。自从八五年春季北京大学忝列教师之林主讲“儒学哲学”并在中国文化书院作学术报告公开表示要对儒家传统进行“同情了解”以来，已经在海内外的报章杂志读到好几篇“商榷”的文字。本来很想一一作答，但因为批评者多半怒气冲冲而我自己也有不易消解的情结，深恐跳不出“剪不断，理还乱”的迷惘，徒增扰扰而已，结果精神不能凝聚无法动笔。不过，至今我所能见到的对我的观点所作的评介和抨击都发挥了“直谅多闻”的益友作用；尽管尚未观诸文字，我和这些益友们所进行对话已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儒学研究的错综复杂和现实涵义。今年春夏之交，应台湾大学的哲学和历史两系之邀为文史哲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以“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为题的选修课，较系统地回顾了这几年因探索儒学第三期发展而接触到的课题。黄先生的质疑是深思熟虑后的结论，饶有理趣，值得详论，但所涉及的范围甚广，不可能一次作答，现仅就其荦荦大端先提三点意见，作番初步的分疏。
《读书》198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