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现代学术分科细琐，学者往往皓首穷经、毕力终生以求成为学院式的专家。陈荣捷与杜维明两位先生值逢特殊的历史际会，将儒学阐释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为中国哲学在西方学界开辟疆土，又返归儒学发端之地，为儒学在本土的“灵根再植”汲汲努力。他们在治学与人生的取舍上都选择了一条面向公众、参与社会的道路，这是一条将全副生命投注其中的“做哲学”之路。
（接上期推送）1981年移教哈佛，我写定的两章在旧电脑中变成了乱码无法取出。当时很沮丧，事后感到长篇大论写朱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如果勉强为之，不仅不能成说，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并无深远的价值，反而会增长傲心。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从事这种攻坚的学术工程了。其实，我放弃写大部头的专著不是因为力不从心，也未必是开会太多，演讲的频率太高，根本的理由是我主动自觉地选择了一条自以为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
记得1980年的初夏，我和陈荣捷老先生在意大利的科莫湖（Lake Como）畅谈。他劝我放弃英文写作，减少开会、讲学和国际交流，投入三年时间，用中文写一本以考据为基础的学术专书。然后每年发表两篇论文，五年出版一本专著。他说，如此奋斗二十年，必然成为学问大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自况：如果他重回四十不惑之年来选择学术路线的话，他不会为数以千计的美国学生用英文写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而会用中文写一本只有三五位哲学同道才会欣赏的讨论朱熹思想的专著，因为这才是学术。
他坦率陈词：六十多年在美国传道、授业、解惑，发表了数百篇论文，演讲上千次，但心灵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满足感。最近到台湾，特别是“中研院”，和同行论学时才真正感受到从事有知音回应的学术研究是多么幸运，多么愉悦。他的忠告对我的触动极大，我感谢他的爱护和关怀。我觉得他对我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深的忧虑，他所指点的道路是学术界的正途。我既然已经走上了学术之旅，在世界顶级的学府任职，从事教研当然是我的本业。陈老先生的建议合情合理而且的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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