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的内容是上一篇推送的延续，承接上次的对话，杜先生与王杰教授谈到悲剧问题，讲到相较于希腊悲剧以及西方从叔本华开始的悲剧研究，儒家的悲剧意识更加深刻，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儒家的悲剧意识能够生发出力量，而读书人作为这种力量的担纲者，体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杜先生阐述了先知先觉的士的四个特征，指出这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共通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探讨“何为人”、关切人本身的身心性命之学，能够弥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缺陷。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儒家的悲剧意识
王 杰：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是特别悲壮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表征方面，比如在美学领域所涉及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的问题，曾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很重要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有制，人际关系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悲剧了，当然也有一批学者认为还有悲剧存在。我也反省了一下，其实我们整个20 世纪的美学，特别是当代美学，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甚至说是非常少。这与西方美学很不同，西方从叔本华开始，一直到萨特，到德勒兹，包括威廉斯、伊格尔顿，他们一直都研究悲剧问题、悲剧艺术。我觉得这是批判现实和找到伦理的正义以及那种超验的合理性的很重要的资源。这里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杜维明：你接触了非常深刻的大问题，也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深刻的儒家传统，特别是精神性的传统不能够充分发挥所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汤姆·莫兹克的一个批评有欠公允，但的确反映了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