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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所说的人文学在传统上就是文史哲,现在应该还包括社会科学,特别是重视文化领域的研究的学科,比如文化人类学、生命心理学以及宗教研究等.人文学从我们非常浅显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人对人的自我认识、自我了解和自我定义的最直接、最确切也最难分难解的学问,因此它有一定的模糊性,不能用量化的方式来理解.   作者： 杜维明 作者单位： 哈佛大学 刊名： 中国大学教学 Journal： CHINA UNIVERSITY TEACHING 年，卷(期)： 2004, (1) 所属期刊栏目： 文化素质教育 分类号： G64 在线出版日期：2004年07月30日 页数：3 页码：24-26 万方数据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dxjx200401006

《世界哲学》2004 年 01 期 中国人本体论中的一个基调是相信存有的连续性，这种信仰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认 识论、美学及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F.W.莫特(Mote)说： “中国没有创世神话，这在所有的民族，不管是古代原始，还是近现代的民族中都是独 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创世者，没有上帝或终极起因，也没有超然于 宇宙之外的东西。世界和人是非创造物，又是自发自生的宇宙万物的中心。对于这样一个 基本观点，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1] 这种论断在汉学家中引起争议是可以理解的。莫特发现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一个典型 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正宗的中国人的宇宙论是一个有机体过程的理论，即，整个宇宙 中的万物是一个整体，其组成部分既相互作用，又同时参与同一个生命过程的自我生成和 发展”。[2] 选择中国人宇宙论的这一独特性作为考察的重点，体现了莫特不凡的洞察力。尽管如 此，他的结论仍有可疑之处。中国文化历史中没有创世神话，这是他们对各种生命形式是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更为深刻的认识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宇宙起源的兴 趣极为浓厚。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道家甚至还想到了存在一个“造物主”和宇宙起源之进 程。[3]尽管连文化意识最浓厚的历史学家流传下来的记载都没有为我们提供充足的依据来 重构这些神话，[4]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想这种地域性创世神话的存在。而考察的问题不在于 是否存在这种神话，而在于此神话形成的理论基础—宇宙与造物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连 续性与非连续性间题。假如说宇宙起源于“太虚”，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不会置疑而如果进 一步说在“太虚”之外还存在一个超然的智慧和意志力在起作用，那他们就不乐意接受了。 当然持此态度的不仅有中国人，古今中外的许多民族都不情愿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一个 随心所欲的上帝凭空创造了世界。在中国神话里没有犹太——基督教版的创世神话对他们 来说，该神话不是创世神话。但中国人与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千万个民族一样，把存有的连 续性看作是真实的，是不显自明的。[5]

【摘要】：近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哲学和儒学研究教授杜维明先生曾多次就人文学及其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对人文学普遍被边缘化的现象,作过精深的阐述。杜维明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向一直非常关注。2002年9月17日,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风泰和中国高等教育中心、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副校长就高等院校素质教育问题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杜教授和来访的校长们就人文学和大学教育作了一次座谈。本文是基于杜维明教授这次谈话的内容整理、加工和编辑而成的,成稿后杜教授百忙中审阅并予以首肯。 2003年8月第24卷第4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近 年来 , 高等院校大力提倡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大陆普遍使用的一种称法, 在美国则称 为Liberal Arts Education, 而在香港则称为“ 博雅教育”, 在台湾通称为“ 通识教育。” 虽然不 同地区对这一类教育的推广和重视出自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际需求, 但是各方都一 致认为, 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 高校应该注重通识教育, 提供人文训练, 培养人文素质。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紧密相连, 人文学是通 识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介绍通识教育, 或是博雅教育, 或是素质教育时, 确实离不开对人文学科的内涵作一澄清。 何谓人文学? 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通常把学术领域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 而人文学则属社会科学之 列。这种分类与别的国家很不一样。在美国 , 学科通常分为自然科学（sciences）、人文学（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三部分。人文学为humanities, … Continue reading →

摘要：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在近代社会中，由于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一度以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观取代了儒家思想，致使儒学只在海外得以零星保存和发展。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学的价值观又得到重新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儒学人文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仁”、“恕”观念与全球伦理中的“金规则”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 作者： 杜维明 作者单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美国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 刊名： 浙江社会科学 Journal：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003, (4) 所属期刊栏目： 思想文化研究 分类号： B222 在线出版日期：2003年10月30日 页数：5 页码：121-125 万方数据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jshkx200304021#

摘要：通过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理论的反思，必然引出“文明对话”的论题。从对现代化、西化、全球化概念的历史反思，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及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儒学是否有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的认识；从“文明对话”、“文化中国”，论证儒学创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作者：杜维明Author：TU Wei-ming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剑桥,02138刊 名：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Journal：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3, 24(2)分类号：B22 B08 关键词：文明对话 文化中国 当代新儒学 儒学创新 在线出版日期：2006年7月31日 知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LGD200302005.htm

摘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一场新的冷战为期不远，所不同的是已经过去的冷战是以意识形态为分野，而新的冷战是以文化为界线；过去的威胁是苏联，现在的威胁则是伊斯兰教—儒教的联盟。他的这个论点，国际大部分学者很难苟同。美国哈佛大学另一位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则力主“文明对话论”，他相信多元文化并存，通过对话和理解，通过各种文化自身的反省与变革，人类一定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为此，几年来他在世界各地组织并参加一些“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带动下 ，2002年8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与南京大学在南京召开了“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穆斯林学者与非穆斯林学者的文明对话的学术讨论会。本刊 2002年第4期已选载了这次会议的部分学术论文。在这次会议上杜维明先生发表了题为“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的演讲，他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在与会学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认为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看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非常狭隘的二分法破绽。 作者： 杜维明 作者单位：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 刊名： 回族研究 Journal：RESEARCHES ON THE HUI ETHNICITY 年，卷(期)： 2003, (3) 所属期刊栏目：文明对话 分类号： C02 在线出版日期：2004年07月08日 页数：9 页码：5-13 百度学术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e58d05ec1f8a43e885c4cd4b954a0dd5&site=xueshu_se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在近代社会中由于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一度以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观取代了儒家思想，致使儒学只在海外得以零星保存和发展。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学的价值观又得到重新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儒学人文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仁”、“恕”观念与全球伦理中的“金规则”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 一、近代儒学所遭遇的挫折 20 世纪下半叶，作为文化中国中具有活力的知识话语――儒学复兴，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现象。它清楚地表明：悠久的传统能够历尽劫难而复兴。 鸦片战争（1839 年）以降，西方以强势凌驾中国，儒家的历史自此不断遭遇挫折和失败。过去的 150年见证了儒家传统复兴的无数次努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轴心文明之一，人们自然期待儒家思想能够卓有成效地应付来自西方的挑战。毕竟，儒家传统因其实用智慧、官僚管理能力、处事技巧及工具理性而享有盛名，它应该能够顺理成章地学好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挡外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儒教中国确实抵挡住了西方列强的侵袭。尽管孙中山痛陈中国已沦入半殖民地的境地，给人的印象要比印度和其他亚非殖民地更糟，但是中国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殖民化。 当然，也不可否认，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儒家的历史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儒家的官僚没能吸收西方的军事长技，以至于海防失陷。儒家的变法者欲以西方近代的宪政制度改变中国官僚体制的努力也归于流产，致使中国没能转化成为近代化国家。然而，在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演变中还出现了最重要的事情，即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头脑刻意选择了拒斥儒家人文主义，以为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这便是产生于“五四运动”（1919 年）那代人中的彻底地反偶像崇拜思想，它的极端性发展遂促成了普遍的反孔风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不遗余力地反“国粹”的运动中，军阀和士大夫倒是携起手来鼓吹儒 家，欲图以之为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威意识形态。袁世凯公然宣布要以儒家思想和仪轨恢复帝制，俾自己可以龙袍加身。不意此举更加刺激了变法者和革命者，促使他们对儒家的所有教导皆群起而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