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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老教授杜维明穿着竖条纹衬衫、牛仔裤，一坐下来，他撸起袖子嘿嘿一乐：“有一件事情你也一定会感到高兴，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这可是哲学界的奥运会。”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那一年，世界上一帮哲学家聚在一起召开了首届世界哲学大会。此后，差不多每5年召开一届，到今年已召开23届。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召开，杜维明去参加了，与他一起参加会议的有3000多名哲学家。会议的一项议程是确定下一届会议的举办地，竞争非常激烈，但北京大学居然竞争成功了。 　　北京大学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国家——巴西。对方是政府出面，联合企业界、学术界一起来申请，打出的拉票广告是：只要世界哲学大会到巴西去开，我们会组织哲学家们畅游里约热内卢。 　　这真是一个拙劣的策略，给大会执事局执行委员（一共30余名）杜维明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在发言中讲到了哲学大会应该到中国召开的几个理由：一，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找寻意义；二，当代哲学违背了希腊哲学的传统，日益成为专家之学，哲学需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面对大问题发言，而当代中国不缺大问题；三，西方哲学从希腊开始就和宗教存在矛盾冲突，可是理智和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如果不能够拥抱中国智慧，就不成其为哲学。 　　他说服了世界哲学大会。高兴之后，他更感到悲凉。在首届世界哲学大会召开之后113年时间里，中国告别了帝制时代，建立了第一、第二共和国，承办一个哲学大会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作为当代儒家思想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回看国内哲学界情形，他都感到害羞。 来源：腾讯文化 中国企业家杜维明、萧三匝 2013-09-03 https://cul.qq.com/a/20130903/013056.htm

6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博雅塔下一处幽静的办公地点，身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接受本报采访，从对青年的期望谈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国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谈到不同价值的互动，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谈到中国的富强之路。当然，也少不了他对大陆新儒家的认识和评价。 自我定义 “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 新京报：为什么退休后会选择回到北京大学？ 杜维明：2010年，我决定离开哈佛到北大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但实际上并没有退休，仍是哈佛的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我希望能开展文化中国的认同，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伦理以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等研究论域。我也很想为北大本科生提供“会读”《大学》和《中庸》和参加“文化中国人才班”的机会。 我虽然直接介入行政，但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我们组织的学术活动很多，如演讲、工作会、国际学术会议等。 我经过了古稀之年，有强烈的意愿要进行“笔耕”的文化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了三本反映我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思路书，三联书店准备在7月前陆续出版八本我在1989年出版的学术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用繁体排印的学术论集。另外，我在一本讨论“克己复礼为仁”的书中收有我回应何炳棣批评我诠释方法的长文。我目前正在撰写的是《21世纪的儒家》。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多年我不断地和英语世界的学术高人对话，包括了在社会理论、神学、宗教学、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造诣极高的思想家。我正在整理这些资料，准备以双语版的形式刊行。我希望高研院能在北大发展有国际视野而且有创意的人文学研究。 我并没有“宣传”儒学的意愿，更没有向北大学生弘法或传教的兴趣。这一点我的立场很坚定。记得1986年把我应聘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汤一介院长在介绍词里说我在世界各地宣传儒学，不仅是位学者而且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据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严正地表示，对我而言，“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我的自我定义是思想家，具体地说是扎根儒家心性之学的哲学家。我想在文化中国地区之外，在英语世界、欧洲、东亚、东南亚、印度及俄罗斯我活动的领域都是哲学界（或广义的思想界）。

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时，我们往往离不开谈论政治。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知识分子的底线和操守在哪里？这是人们一贯感兴趣的母体话题。在接受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专题采访时，中国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谈到，”我们需用’知识人’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 　　在杜维明看来，中国古代的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曾是当家作主。然而，古代的知识人不同于当下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知：知识分子一定要跟体制划清界线，有抗议精神，否则你就不是知识分子，杜维明称这条认识知识分子的道路在中国注定走不通。因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发展为一个阶层，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毛和皮的关系，不存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阶层。与之相对地是，法德等国的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关系密切，风骨却能够维持相对独立，甚是滑稽。 本文系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策划的访谈部分

【摘要】 ：正不同于西方基于长期战略提出的”软实力”,杜维明认为,中国的文化重建,需要立 足于当下人人心中的担忧。这是”文化自觉”,也是传统重建的契机。 2010 年在自己的哈佛大学退休报告会上,教授杜维明被学者王德威打趣地告诫:”小心被 harmonized”。打趣的典故是,杜维明退休后的计划是返回中国,在北京大学的高等人文研究 院任职,传播他所推崇的现代新儒家思想。 他称自己为“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 ，关注传统文化如何与中国现代化接轨。1980 年 代起，杜维明便是中国文化学术圈里的红人。当时，思想解放、中西碰撞时中国社会具有时 代特征的深刻景观，杜维明携着他对儒学现代化的研究往返于中美之间，为很多人卸下思想 上的负担与误解，启发了人们对西方、儒家、传统的再思考。进入 1990 年代后，中国一头 扎入经济建设，除了商人与商业，其他人士在其它方面的诸多诉求与幻想皆主动被动破灭， 类似杜维明的人与声音，似也一度淡出中国。但，没有精神依托的人与社会，终将惶惶如丧 家之犬。20 年过去，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必须盘整文化、在精神上再度出发的时候。 今年将满 72 岁的杜维明，看上去只有五六十岁的年纪，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

主编手记 听说要采访杜维明，《侨报周刊》记者李琳主动请缨。她采访过杜维明多次，每次都有新收获。李琳介绍说，第一次去哈佛燕京学社见杜教授那天，他还为她讲《四书》。听讲的是几个哈佛学子，围坐在长桌边。那日讲的是《孟子》，杜教授安然坐着，一段一段讲解答疑。李琳在一旁听着，感觉时光仿佛倒流，而杜教授仿佛旧时的私塾先生，只缺了戒尺和长袍。那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位安详的老人就是名贯中西的大学者杜维明教授。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昆明，少时随家迁至台湾，青年时代入读东海大学中文系，专攻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提供奖学金，杜维明得以来哈佛研究哲学，师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杨联升两位教授。作为学者，杜维明教授在美国近40年的执教生涯中开创了许多个第一。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第一位华裔系主任，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任华裔社长，更是第一位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的中国学者。顶着如此众多的光环，杜维明教授在华语世界里已成为当世传奇，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儒。而杜维明教授自己在访谈中却一再表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样的老师辈学者才算得上儒学大师，而自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本文“启蒙与现代主义”部分参考了黄万盛著述《革命不是原罪》一书中《启蒙的反思：与杜维明的对话》章节。 受访人——杜维明 采访人——李琳协调人——黄万盛 　　

儒家学者杜维明说，台湾社会的软件值得中国大陆学习，例如公车、捷运上的“博爱座”，人们讲话温和，没有暴戾之气，服务业水准高，富而好礼。多元的公民社会也是民主的土壤。 　　台湾总统大选在即，引发中国大陆民众广泛关注。学台湾经验是一种共识，但该学什么，却众说纷纭。从北京来香港讲学的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周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尚没有台湾那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民间社会)，这或许是大陆目前最需要的，公民社会要多元化，没有多元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民主。他从宗教、文化认同谈到公民社会，认 为公民社会离不开群体和批判的自我意识，当然必须落实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实习生毛莹、姚舜整理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