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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仁。 以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被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祀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2016年5月19日，由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正式拉开大幕。当日举行的“重建斯文：国学普及的使命与挑战”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世界哲学研究院副主席、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先生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杜维明：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感觉到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参加致敬国学大典的隆重仪式。《论语》“子罕”第八章：“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他更强调，“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当然是国学大师。我引这两句话，是想表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也就是“后死者得与于斯文”的幸运者向国学致敬的心意。我说“个人”，而不是“私人”，是想说一点“体之于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我愿意公诸于世，因为它是可以公开的、透明的，可以质疑，可以辩论，也可以反证，而不是不愿意分享、纯属隐秘的个人的意见。 国学是我国固有的学问，是阐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学问，是研究中华文化何以有古有今而且延续了五千年还是生生不息的学问，是探讨中国传统如何返本开新，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学问。孔子的“斯文”，应该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作为一个集大成者固然有“斯文在兹”的信心和承诺，但我想“在兹的斯文”也正展现出他亲自缔造的“以君子成人之美”为共同事业的道德社群。因此，“斯文”不仅仅是一套典章制度，也是一种由礼乐教化长期培育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一个通过每个人包括他每个学生积极参与而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孔子既是“斯文”的继承者，也是把“斯文”具体落实在生活世界的开创者。他所建构的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类似“公民社会”的群体。二十世纪美国一个非常杰出的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尊称孔子是现代意义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始祖（ancestor）”。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儒学与人权、民主的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尽管我并不赞同白鲁恂（Lucian Pye）的如下观点——伊斯兰教的民主尚属可能，而“儒家民主”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我很重视他的诠释立场。作为杰出的政治学家，他对我们理解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必须被提及。他通过对中国人精神—文化的社会化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独裁心态——他视之为儒家学说的典型特征——在中国人的“心灵习性”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使有建立亲近民主制度的良好意图，也会不可避免地失败。然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相信，有利的外部条件能使情况有所改观，而且没有理由认为文化不会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海内外似乎出现了一批声音渐强的学者，在明显没有政府资助或鼓励的情况下，出版了许多论著，探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实践与中国的治理方式并不相适宜。他们倾向认为一种不同类型的民主甚至是非民主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罗思文（Henry Rosemont）、安乐哲（Roger Ames），特别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探询“人权”对社会幸福的有效性，以及就这点而言美国的情况。当然，质疑的目标并非人权本身，而是将个人主义作为人权的前提条件的自由主义观点。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丹尼尔·贝尔支持“非自由民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