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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教授、陆教授、各位嘉宾、各位老师：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上发表 有关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报告，我现在还处于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这个报告还只是算目前所 构想的的一些思路，非常不成熟，希望各位包涵。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宗教和精神性的关系。精神性我认为是每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没有精 神没有精神性，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就有问题。宗教是选择，（一个人) 也许是出生以来就接受了某种宗教，也许是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精神性的宗教可以堕落到 形式主义，变得非常干枯。但是没有宗教的精神性本身是有价值的，它追求人生理想。 儒家、儒教、儒学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课题，怎么样分开来？儒家是“汉说”，儒教有时候 被认为是一种宗教。近我有一本书，定名为儒教，有点不安，因为我讲的基本是儒家。但 是儒家是不是可以成为宗教？在马来西亚有儒教，大概有一百万人，这有特殊的原因，现在 没有机会说明。在香港有儒教，在韩国有儒教——这些都是宗教。其实有一些儒者，也认为 儒家可以成为一种人文教，但是儒学是一种学术传统。儒家是一种广义的（概念），不是儒家 传统和学术的研究。

楼宇烈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感到非常高兴又能回到北大，和大家交流，向大 家请教，每次到北大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是我自己感觉到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所 以我希望掌握这个机会，讲的短一点，多听听大家的观点。 1985 年应北大哲学系邀请，我曾经来北大以“儒家哲学”为题上一门课，可以说是我 一生中很难忘的经历。这二十一年来，我访问北大多次，每次都感觉到非常愉快，很亲切， 有宾至如归的愉快之感。我这个讲题安排在法律人文讲座来谈“从新轴心时代看对话文明与 求同存异”（有人说不是文明对话，其实是对话文明），我思考这个问题是有一段时间的， 但是所获很浅。我想，通过和大家交流应该把这个观点提升，把我的视野拓展，所以这也是 我能够来这边和大家交流的主要理由。 在公元 2006 年 6 月，在夏威夷召开一个中西哲学家会议，我有幸主持了这个会议的一 个对谈，是由美国的哲学家罗蒂和意大利哲学家瓦迪诺他们两位的对话。这两位都是现代世 界有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并且对于所谓宏大论说，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问题，他们都 提出已经解构了，不值得有现代学术素质的学者来探讨这种大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视野 更集中在确实可行的，而且是能够非常确定的一些问题。罗蒂的观点，大家都很熟悉，是比 较极端的。这个题目是叫做“哲学的未来”，就是五十年以后哲学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所谓东西哲学这个观点老早就过时了，另外也没有什么亚洲哲学，更谈 不上什么比较哲学。所以在组织会议的人看起来，他的这个观点是比较极端的。他认为这些 观念过时了。因为现代化的关系，全球化的关系，各种不同的传统，它们的门户就打开了。 以前列文森就用过一个观念叫做“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你的财富也可以是我的，我的财富 也可以是他的，我们都有共享。很多的观念，关于中国文化，东亚文明，儒家传统，基督教 传统，这些都可以分享。所以他说，可能最重要的观念，应该是一个混合，甚至更露骨一点 说，是杂交的文化，没有所谓特定的文化认同。对他的这个提法应该做一个重新的了解。不 管文明、文化、国家，这些认同纠缠不清，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我很荣幸能够在庞朴和宋荣培两位主持下发言。另外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够在汤一介先生和高柏园先生的发言之后。因为我的发言是临时安排的。我觉得我应该对他们两位所提出的问题，把我的观点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可能与原来我为讨论设计的“中国文化的新视角”更切合。 　　文化中国提出是在80年代，也就是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而不单纯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现在把文化提到议程上，毫无疑问成为大家都关注的重大课题。中间牵扯到很明确界定的课题，也就是说儒家传统和文化中国的关系。 　　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之中极重要的文化资源，汤一介先生特别提出资源的重要性。但是，文化中国所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是儒、释、道，现在我们还有民间的传统，各种西方的思潮，这都是属于现代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资源是多元、多样非常丰富。另外我们不要忘了不管文化中国的观念多宽、多广，没有办法涵盖儒家传统。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正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整个儒家传统对世界文化从多元、多样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它能作出的贡献不仅是文化中国的贡献，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贡献。

——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演讲 阳明学刊 2006 年 儒家为己之学与西方启蒙主义思潮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到贵州大学和大家一起交流。最近几年，我在国内不少大 学做过学术报告，比如去年就在北京大学光华学院作了一系列演讲，讲题主要是有关四书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诠释问题。最近是就文化中国——广泛 意义上的文化中国的问题，与国内外学术界朋友多次交换了意见。文化中国包括大陆、台 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也包括海外的华人社会及跟中国有血缘关系的外国人士，他们 都认同中国文化，都在文化中国的范围之内。我们也讨论过文明对话问题，今天的演讲会 涉及到一些与之相关的内容。再就是西方世界“启蒙”所带来的人文精神取向，我也做了一 些学理上的回应，其中也涉及到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和创新。关于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和创 新，可说是一个题域广泛的主题，但今天我仍想讨论一下，主要集中在儒家的仁、义、 礼、智、信等思想范畴上，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性，很可能引起非议。 儒家的学问《论语》讲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便是“为己之学”。1985 年，我在北京大 学担任一门儒家哲学课。一些资深的学者告诉我，1921 年梁漱溟先生曾开过这门课。以后 到现在则再也没有人开过。我第一堂课问一些大学生和研究生，照你们的理解儒学和儒家 传统是“为己之学”还是“为人之学”?当时的回答是：应该是“为人之学”。因为儒家不注重个 人，只注重社会、人际关系和家庭。但是很明显，《论语》已区分了“为己之学”和“为人之 学”，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儒家哲学是“为己之学”，目的是为了自己人格的全面发展， 不是为了学校，为了老师，为了炫耀自己，不是为任何人，所以后来宋明理学传统就说儒 学是安身立命之学，或者是身心性命之学。要讲人的本性、命运或天命。也有人说儒学是 如何做人的学问，是圣人之学或体验之学。这些观念在现代哲学思想中，并未产生很大的 影响。因为现代哲学思想要求严格的思想训练，不关注心性论，本体论，只关注语言和逻 辑，讨论形而上学，却很少讨论人的人格发展。估计最近十年到十五年，世界各地的哲学 界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特别注意精神磨练，也称为精神锻炼。最近一位有名的法国 学者出了一本书，译成中文便是《作为生命哲学的精神锻炼》，从苏格拉底一直讲到现在 的福柯、德里达，主要突出精神锻炼问题。我哲学界的一位同事，主要研究数理逻辑，最 近在退休前，专门花了四年时间，研究了四个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其中特别注重人的人格 发展和精神磨练。哲学界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或者说从前有认识论的转向，后来有 语言学的转向，现在则可能有关注人的精神问题的哲学转向。人们需要重新了解自我，了 解人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回应却显得很不够，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有 166 年了，我们追求 富国强兵，却疏离了自己重视精神和人格的传统。

很荣幸能够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和大家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讨论一下“文明对话与儒 学创新”的问题。去年是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我们又碰到了 “9·11”，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过于理想化，因为现 在我们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文明冲突。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就是日本的一个教授叫福山，他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他利用黑格尔的一个观点指出，在 人类社群里各种文明冲突、文明讨论基本上结束，只有一种观点、一条路线是人类共许的， 即从西欧开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模式，而这个现代化模式到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就是以 美国为代表的现代 化模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早期孔德所说的从神学阶段进入哲学阶 段、再进入科学阶段，迷信的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学、科学理性所取代。 众所周知，现代化可以有四个不同的侧面：第一是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要想 现代化是很困难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现代化不可否认的途径。另外就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多元多样的，它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标志。第三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社会利 益通过企业、媒体、学术、宗教或者社会运动等把社会动力调动起来，它也是现代化的标志。 第四是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尊严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如自由、民主、理性、人权、法制等。 福山的观点提出不久，我的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基本理念。他认 为 21 世纪在国际社群的冲突中，经济冲突、政治冲突还好办，最难的是文化、文明的冲突。 他特别指出西方文化发展面临两种挑战：一种是来自伊斯兰的文化，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挑 战，另一种是来自“儒教文化圈”，以中国为主的挑战。亨廷顿的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宰制 一切的观点，应该说这条路很曲折，不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很容易走上。亨廷顿的 基本理念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有矛盾冲突，但是将来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无法与西方文 明对抗，西方文明将来还是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也就是西化、现代化、 全球化。这是一根而发，它来自西方，来自美国，既不是来自东亚，也不能来自伊斯兰的文 明。

版权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网络发展部 2003年01月01日 （本文由吴根友博士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经杜维明教授订正） 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学，是近十年来在国内渐渐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关切的课题。我今天的观点非常简单，那就是：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成见），然后把它作一简单的分疏，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背景来了解。另外，我要提出自己考虑的问题，即我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然后从这一方面来谈谈全球伦理。最后谈儒学的创新对全球伦理的特别意义，归结到目前美国知识界讨论得特别热烈的问题：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问题。 我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现在面临两个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并存且影响相当大的基本潮流（我没时间来详细地解释这两大潮流）：一个是全球化的现象–无论是通过市场，科技、企业、旅游，甚至是从疾病和环保等方面看，都有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另外一个是本土化现象。最近二十年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都遇到了全球性与本土性、根源性相矛盾的问题。具体地说来，本土性就是族群意识，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乃至宗教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