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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由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引发文化思考，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中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行政管理及企业管理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多元的现代性等宏观课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开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他的思想广为学界重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在中国呆的岁月远比他在美国呆的时间要多得多。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襟抱。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同时他还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记者的采访就从亚洲经济与儒学关系开始，并由经济领域进入宗教、伦理的视野，进而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企业精神。　　 儒学文化是一个添加值

　经业师郭齐勇教授安排，笔者于今年（2001）五月获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邀请，前往进行访问研究。杜先生在繁忙的学术和公务活动间隙中，安排时间与笔者进行了多次交谈，谈话内容涉及杜的学思进程、师友影响、问题意识、学术实践、论域开展、理论期许以及批评回应诸方面，比较全面地表露了杜的儒学观、中西文化观及其形上学思考。凡此不仅对于杜维明思想研究、而且对于现代新儒学乃至人文学研究，均具参考价值。兹将访谈记录整理发表，以飨学界。由于杜先生非常繁忙，无暇审定本文，故所有文责概由笔者承担。  　　早年学历  入道机缘　　 　　胡：杜先生，您好。十分荣幸有机会拜访您。有关您的访谈文章，见诸报刊的已经不少。我注意到那些文章多着重于学术和思想方面，这当然也是我要请教的。但我首先想从您的生平行履、学思进程这类起始性问题进入，比如您是基于何种机缘选择儒学作为终生事业，又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另外，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您就基本上生活于美国，您也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是西方文化的“受惠者”。那么能否比较全面具体地谈谈哪些西方学者对您的思想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又如何促进了您的儒学研究？所有这些情况正是把握您的思想构成、评价您的思想地位的必要前提。　　 　　杜：我接触儒学是在台湾建国中学时期。当时开设“民族精神教育”课，实际上就是政治说教课，与升学没有关系，很多学生没兴趣。讲授这门课的老师名叫周文杰，当时三十多岁，是牟宗三先生的学生。他在全班五六十名学生中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人，进行特别讲授。一开始，他给我们讲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作品，培养我们对于古典的兴趣，然后进入“四书”。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每个周末讲一次，并要求我们细读经注，深扣字句。正是他使我初步了解到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了解到何为人、如何成人、内外打通一类问题，了解到儒家的人禽、夷夏、义利、王霸之辨，也聆受了“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的教诲。从那时起，我对儒家文本产生了亲合感，有了尚友千古的思情。

访问时间：2004年11月11日访问地点：中山大学哲学系 　　陈璧生（《原道》编委）：《原道》杂志于1994年由陈明先生创办，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原道》是九十年代初国学兴起的产物之一，中国思想界经历了这十年的变化，当初跟《原道》一起的一批刊物例如《学人》等都已经停刊了，但是《原道》还在坚持着，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原道》在开卷语中说：“如果正大踏步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中国，其文化确确实实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那么，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原道》这十年来都在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教授：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我想陈明先生和《原道》也是想在这个方面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北大的楼宇烈教授也谈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不是说定性之后就变成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完全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因为开放，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我想陈明先生也接受“文化的主体性”这样的观点。

2004年 11 月 11日笔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访问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杜维明先生。 陈壁生：如果中国文化确确实实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那么，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教授：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 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信 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 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现在 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 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 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 “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 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 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因为开放，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

关注/客座总编辑 Visiting Editor in Chief 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杜维明几十年如一日，关怀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他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可是他本人却反对“新儒家”这样的称谓，到底是所为何故？ 《检察风云》：清末民国时期，有一批知识分子很特别，比如章太炎、熊十力，他们很早就参加了辛亥革命，然而后来却又走上一条返归传统的道路。 杜维明：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章太炎。他对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他反满，事实上强烈反儒家，突出佛教和庄子。但他又是国学大师，小学大师，是鲁迅的老师。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他结婚的时候，孙中山也来参加。他要行古礼，戴个大帽子，结果一行礼的时候，帽子就掉了下来，大家哄堂大笑。他所代表的自然是一个很特殊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乾嘉学派朴学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传统，现在有些学者说要恢复学术典范，也是这样一个传统。 不要完全从章太炎那边说，他太复杂了。他既参加革命，又有佛教和道家的理念，又和儒家传统有着非常复杂的情结。但我们看在西方受到人文主义很深影响的白璧德还有“学衡派”的汤用彤、梅光迪、吴宓、陈寅恪等等，确实是学贯中西。汤用彤在哈佛念书，在哲学系念梵文，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都又很深的造诣。陈寅恪那是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重新发现他们。但在五四时期，他们完全被忽视。他们的观点现在看来确实是比较高明。 梁漱溟就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看过他好几次。后来我和汤一介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文化书院，他是书院导师。那次他的讲话使我非常受感动。他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愿意坐下，站着，声如洪钟，完全不用稿子，思路非常清晰，讲了一个多小时。

杨学功(以下简称“杨”):据我所知, 早在亨廷顿 ( Samuel Huntington)提出 “文明冲突 论” ( 1993 年)之前很多年, 您就开始致力于倡导和实践 “文明对话” 了。但是现在开展文 明对话, 毕竟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有些学者认为, 所谓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 而是以前在历 史上出现的某些现象的急速、 加速的发展。我认为可以这样看:以前的历史上, 就有类似于 全球化的现象, 比如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传统, 通过商人, 通过军事, 通过学人, 通过传教 士, 已经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了, 也就是已经有了全球化的过程。世界三大宗教, 都没有特定 的文化形式, 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它都可以掌握。世界上有一些与其特殊的文化形式不可分 割的宗教, 如日本的神道。而儒家绝对不仅是中国文明的体现, 也是东亚国家文明的体现, 在东南亚、 南亚也有发展的潜力。 但是, 在从西化到现代化的理论论说中, … Continue reading →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经过“９·１１”以后，这本来是美国文化深层反思的机缘， 但这个事件影响到全世界，中国、俄罗斯、东亚、阿拉伯世界、拉美，大家都意识到需要 深刻的反思。我们作为广义的文化中国的一员，在知识界、学术界、文化界等不同的方 面，长期关怀着文化的发展。许纪霖一直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包括海外的部分情况 比较关注；黄万盛这十年，前五年在巴黎，有欧洲的学术经验，后五年在美国，对美国的 情况也有了解，有各方面的资源；我自己的工作，可以说，主要在四个方面：关于文明对 话；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中国问题，旨在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启蒙反思的问题；和我特 别关心的问题，就是儒学创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问题。 从国内的情况看，最后一段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并不是少数人的经验、学术 的分歧，它有相当宽广的含义。许纪霖，你参与这一讨论的立场是比较平实的，能否请你 起个头，对国内的思想界、学术界发展的大潮流做一同情的了解。 整理：曾明珠 责任编辑：李 杨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3,(1)

2001-11-30 来源：文汇报 通过对话让人类“软着陆”――杜维明与罗伯特・贝拉关于“轴心文明”的对话。并不是说现代性把一切传统都抛掉了。过速的现代化带来很多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只有携起 手来，只有相互理解不同体制和相似点，我们才能够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不仅仅是未来二三 十年的挑战，还有更长远的挑战。 宗教式追求能理解世界的普遍规律 杜维明：罗伯特・贝拉教授是著名社会学家和理论家。宗教问题在这次对话中会占很重要的比例。什么是宗教？我想请他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相关观点。 罗伯特・贝拉：宗教这个词在欧洲有几千年历史，但是在日本和中国，宗教只有几个世 纪历史。佛教在日本有很高的地位，但是日本人认为神道不是宗教。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宗 教是指基督教或者佛教。如果问日本人他们的宗教是什么，他们会说他们没有，而实际上他 们有祭拜祖先和死者的活动。 杜维明：伟大的人类学家格尔茨说：“宗教是一种具有符号社会系统，被人类实施后， 能产生强烈的、有说服力的、持久的情感和动力，其意义存在于生存的普遍规律中。”这句 话最重要的部分是追求生存的普遍规律。这也是爱因斯坦终身关心的问题。在我们讨论到宇 宙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时，爱因斯坦认为，我们能够理解宇宙，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 这个问题同样重要。因此，如果你们了解世界上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的生活和著作 时，会发现其实他们致力于宗教式的追求，试图去理解这个具有普遍性规律的世界。

内容提要 本文以访谈形式阐述了杜维明教授对刘宗周人谱的学术见解: 1. 人谱的理论背景是对人的存在和存在条件的理解; 2. 其视天下安危为安危是一种 道德史观、鉴戒式的历史思维, 对清代史学有深刻影响; 3. 其以体验和体知、 由独体的 超越内在的性格展现了道德精神现象的世界。 关键词： 刘宗周人谱 人的存在 道德精神现象 作者东方朔, 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