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近三期将推送杜维明先生对自己1962-1980年间学术历程的回顾，收录于2013版“杜维明作品系列”《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序言。这份自传性质的回顾十分珍贵，通过杜先生对自己求学以及执教经历的回忆，可以看到哲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发挥知识分子的“士之自觉”精神；亦可看到思想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人的四度超升“、”公共知识分子“、”儒学习明纳“等观点的提出都与杜先生的个人经历密切关联。
回想我1962年到哈佛留学，整整四年（包括寒暑假）都在美国的剑桥学习，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一千四百六十天，在人生旅途中不算长，但这使我从台湾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义理专业到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博士候选的转型，触动了我身心灵神中每一个部位，调动了我每个细胞的能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一转型使我超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而进人了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场所。值得强调的是，宽广的时空视野，并没有迫使我离开自己生长的精神家园；正好相反，我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加深了，自觉提高了。我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仅心知其意而且深有体会了。
1966年通过博士口试后，我获得了研究院“哈佛旅游学者”(Harvard Traveling Fellow)的奖学金。虽然是由哈佛燕京学社全额奖金资助留学美国的，但我攻读博士四年的大半费用却来自条件更优厚的研究院。1966年夏天我选择了绕道欧洲回归台湾并访问香港、汉城和京都的路线。我仔细参观了伦敦、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柏林的汉学中心，不断地想象“儒家的话语”如何在当前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中获得新生命，提供新思路。回到母校（台湾东海大学），我在通才教育的计划中开设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这一专门探索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复兴的课，选修的十三位同学中至少三位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的路。我还指导了高承恕以“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历史分析”为主题的学士论文。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rp2n6ibT38dFi4xQ2sGeK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