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是“五四”运动99周年纪念，也是中国青年的节日。百年前的知识精英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寻求更新传统的力量，今日之国人面对无信仰、无根柢的心灵危机，自然地又转向了传统。可以说民族性始终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而文化又是由经年累月的传统塑造而成。在本文中，杜维明先生回应了黄克剑在《“文化认同”和儒学的现代命运——评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批评，并对儒学“一阳来复”的生机作出了审慎客观而又饱含深情的探讨，时至今日，这些探讨仍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原载于《读书》1989年第6期 。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虽然是近年来在海内外知识界争议性很大的课题，但环绕着“儒学的现代命运”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进行反思却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各大流派的共同关切。其实，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为文化志业的努力在台港新马和北美各地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进行了三、四十年之久。一般的理解，“当代新儒家”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当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国论坛》(联合报系的知识性杂志)一九八二年在台北召开的以“当代新儒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五位学人的思想为评断的对象。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严格地定义当代新儒家，至少方东美、钱穆及冯友兰的思想也应列入考虑。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围旁及学术、知识、文化和政治各领域，包括的人物就相当多了。可是，五四以来儒学虽然经过三代学人的重建，目前所争取到的，只不过是“一阳来复”的生存权利而已，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仍旧是个大家争议不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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