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博雅塔下一处幽静的办公地点，身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接受本报采访，从对青年的期望谈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国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谈到不同价值的互动，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谈到中国的富强之路。当然，也少不了他对大陆新儒家的认识和评价。
自我定义
“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
新京报：为什么退休后会选择回到北京大学？
杜维明：2010年，我决定离开哈佛到北大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但实际上并没有退休，仍是哈佛的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我希望能开展文化中国的认同，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伦理以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等研究论域。我也很想为北大本科生提供“会读”《大学》和《中庸》和参加“文化中国人才班”的机会。
我虽然直接介入行政，但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我们组织的学术活动很多，如演讲、工作会、国际学术会议等。
我经过了古稀之年，有强烈的意愿要进行“笔耕”的文化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了三本反映我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思路书，三联书店准备在7月前陆续出版八本我在1989年出版的学术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用繁体排印的学术论集。另外，我在一本讨论“克己复礼为仁”的书中收有我回应何炳棣批评我诠释方法的长文。我目前正在撰写的是《21世纪的儒家》。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多年我不断地和英语世界的学术高人对话，包括了在社会理论、神学、宗教学、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造诣极高的思想家。我正在整理这些资料，准备以双语版的形式刊行。我希望高研院能在北大发展有国际视野而且有创意的人文学研究。
我并没有“宣传”儒学的意愿，更没有向北大学生弘法或传教的兴趣。这一点我的立场很坚定。记得1986年把我应聘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汤一介院长在介绍词里说我在世界各地宣传儒学，不仅是位学者而且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据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严正地表示，对我而言，“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我的自我定义是思想家，具体地说是扎根儒家心性之学的哲学家。我想在文化中国地区之外，在英语世界、欧洲、东亚、东南亚、印度及俄罗斯我活动的领域都是哲学界（或广义的思想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