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业师郭齐勇教授安排，笔者于今年（2001）五月获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邀请，前往进行访问研究。杜先生在繁忙的学术和公务活动间隙中，安排时间与笔者进行了多次交谈，谈话内容涉及杜的学思进程、师友影响、问题意识、学术实践、论域开展、理论期许以及批评回应诸方面，比较全面地表露了杜的儒学观、中西文化观及其形上学思考。凡此不仅对于杜维明思想研究、而且对于现代新儒学乃至人文学研究，均具参考价值。兹将访谈记录整理发表，以飨学界。由于杜先生非常繁忙，无暇审定本文，故所有文责概由笔者承担。
早年学历 入道机缘
胡：杜先生，您好。十分荣幸有机会拜访您。有关您的访谈文章，见诸报刊的已经不少。我注意到那些文章多着重于学术和思想方面，这当然也是我要请教的。但我首先想从您的生平行履、学思进程这类起始性问题进入，比如您是基于何种机缘选择儒学作为终生事业，又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另外，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您就基本上生活于美国，您也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是西方文化的“受惠者”。那么能否比较全面具体地谈谈哪些西方学者对您的思想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又如何促进了您的儒学研究？所有这些情况正是把握您的思想构成、评价您的思想地位的必要前提。
杜：我接触儒学是在台湾建国中学时期。当时开设“民族精神教育”课，实际上就是政治说教课，与升学没有关系，很多学生没兴趣。讲授这门课的老师名叫周文杰，当时三十多岁，是牟宗三先生的学生。他在全班五六十名学生中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人，进行特别讲授。一开始，他给我们讲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作品，培养我们对于古典的兴趣，然后进入“四书”。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每个周末讲一次，并要求我们细读经注，深扣字句。正是他使我初步了解到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了解到何为人、如何成人、内外打通一类问题，了解到儒家的人禽、夷夏、义利、王霸之辨，也聆受了“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的教诲。从那时起，我对儒家文本产生了亲合感，有了尚友千古的思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