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说过，益友有三，直、谅、多闻是益友。那么，余秋雨很直率地表示如果搭不起第四座桥，缺乏有终极关怀的生命体悟，那么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意义就没有办法公诸于世；陈瑞献的慨切陈词，一定要通过顶峰经验，有开悟的心灵，才能够创发文化的生机，达到真正的东西对话；高希均则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考察传统文化价值的利弊，特别突出开放社会的重要性，不仅是要有储蓄，有危机意识，而且要特别重视教育，强调伦理价值和人文精神。他们的讲话使我获得很大的启发，因此我在考虑我的发言时，自觉颇有教益，也改动了一些我原要提出的观点。
公众智识分子须接受通识教育
去年，我曾到新加坡参加国立大学中文系所主办的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国际学术会议，我的报告环绕着《从儒家的人文精神来看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课题而展开，并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众智识分子的观念。所谓公众智识分子，是指一群关切政治、参与社会，而且醉心文化，也就是对文化有兴趣，也有研究的读书人。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在场的1200多位朋友，都是公众智识分子。我希望也相信公众智识分子能够为文化中国——就是广义的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注入养分，使它从薄到厚，同时使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从稀少到多元。这要靠所有公众智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当然也要配合全社会，甚至散布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这些工作必须同时开展，才能够为“第四座桥”的建构创造条件。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即使没有“顶峰经验”，我们亦可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发展我们积极的作用。如果有“顶峰经验”，因有了宽广的价值基础，也不会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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