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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在全球舞台上的和平崛起，中国需要拥抱人文主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如是说。
杜先生也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他认为中国需要对意见差异更加宽容，并且去分享而非强加它的价值观，以使世界相信它的崛起并不是威胁。 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经受这样的考验，即“所谓的文化中国可以是和谐存在的典型。”“ 中国想要传达给世界的信息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实力和平崛起。（它正在传达）一个文化的信息。”杜维明说。
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他在年青时代发展出对儒家价值的兴趣。在台湾取得他的学士学位以后，杜维明在哈佛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杜维明成为了一个杰出的学者，并且由于他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以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概念而著称于世。 他曾在普林斯顿、哈佛和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2010年，他在北大建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
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它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因此，如果中国想要作为和平力量崛起的话，它需要促成一个能被新地缘政治环境的主要成员们接受的新世界秩序。 因此，中国的声音必须深深扎根于这样的事实，即中华文明并非仅有几十年历史，而是已经持续发展了5000年。为使中国展示同情和包容，杜维明建议国家采取孔夫子提出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还应当有一个“仁”的原则，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进程对中国来说并非是要去仰望更为发达的国家以求鼓励并以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而是要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并赢得它们的赞同。
杜维明说，中国迄今为止尚未获得具有全球性实力的信心，并且人文主义仍要求可持续的发展，这可以追溯至中国在鸦片战争之耻的集体回忆。这次耻辱的影响促使中国现代化并优先考虑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对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起，如果你想要找出一个当务之急，那便是对力量的追寻。中国是那样的边缘化，那样地被西方力量羞辱，这导致中国相信，西化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这种思想在最近几十年助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近来西式发展的可持续性已遭到质疑，原因是社会的和环境的问题渐渐严重，以至于人类物种是否能生存下去都需要讨论。对西方发展模型的广泛讨论导致中国对其自身经济模型的重新思考，比如在2013年，国家已不再将GDP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注意发展的其他方面。
“在2013年，中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精英想要理解现代化，（现在）必须包括政治意识的体制改革、社会和谐、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在内作为会谈的新的组成部分。”杜维明说。杜维明相信，民族主义理念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从西方发展模式学来的尤其危险的概念，因为它导向片面主义并且可能会成为冲突的来源。
杜维明说，人文主义的出现，作为文艺复兴期间启蒙思潮的一个部分，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式发展。人文主义强调人类的价值，已导致社会的世俗化。这一世俗化进程大体上也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特征，不过杜维明认为，为了以一种稳定和和平的方式成长，中国需要发展某种宗教敬畏感。杜维明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需要追随某个特定的宗教，但是他们的确必须要尊重所有宗教传统共同的那些价值。“人文主义在各大宗教传统中再次浮现——包括关爱地球，关怀普通民生疾苦，关注世界秩序的破坏、国际战争和暴力等等。”杜维明说。
他说所有的精神传统都深深地关心地球、土地、身体和人民。实际上，他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追随正确的实践而不是正确的教条。这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要关心他人。杜维明说这些价值被孔子所拥护。它们体现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和平崛起，也体现于以这位哲学家命名的中国海外教育机构。
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珍视做一个仁慈的和正直的人的价值。“我认为一种具体的（在中国发展精神性人文主义）的途径是去培养一种崇敬和敬畏的感觉，去赞赏对上帝、对佛陀、对我们的社群以及对中国的自然之美的敬畏。”杜维明说，并补充道，这样的敬畏通往生命意义的实现。
他说中国可以给世界带来和谐印象的一个方式是去讨论中国文化，它是生活在中国以及国外的人们的共同纽带。杜维明说，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分享其文化和价值的例证，不过他相信现有模式还有待提高，要增加商业的和社群的参与，以使这些机构不被简单地看作中国的政府部门。
孔子学院 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创建以在国外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的非盈利性机构，已经与许多西方学术机构包括高等院校和大学建立联系。他说中国与世界分享的价值一定不能完全集中于中国的价值，而应当是普世的价值，如同儒家思想所教授的那样。
杜维明说他相信中国会拥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并与世界分享这些价值观。他说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它必须追寻自己的独特路径，这条路不能仅仅是局限于中国的。“中国承受不起民族主义，中国应当无愧于它的世界性的和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文化理想。”杜维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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