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8 -10日,杜维明先生受邀出席华东师范大学桑德尔哲学会议

      

2016年3月8日,在华东师大举办的“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和杜维明握了握手,开场白中,桑德尔说:“杜先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培训和指导我们,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是一种学习的文明,美国是一个传道的文明,他让我们意识到,要向他者学习。”一席话意味深长。

2009年,杜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建立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2010年9月28日,也是孔子诞辰日,高等人文研究院挂牌,杜维明在古稀之年,开始“创业维艰”。此前,哈佛大学因为他对以儒家文化为首的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继续聘任他为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维明幼承庭训,后师从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大师,并负笈西学,获得哈佛哲学博士。1968年起,他便在西方世界传播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并提出儒学的现代转化、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和世界伦理等论域。

回到北大后,杜维明的思考仍在逐步成熟和飞跃。采访中,他对记者说:“21世纪,对人的思考将成为全球思想界的共业。我们的问题意识应该有所改变。”在这样的维度下,儒家资源如何再度开发,从而为世界危机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他念兹在兹的大问题。当然,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事业。此前,他刚刚推动促成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度落户中国,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倡精神人文主义,开启21世纪的宗教对话。

虽然已经是76岁高龄,杜维明依然在全球飞来飞去,席不暇暖。但疲惫常提醒他,他已经不是上个世纪那位拎着贴满城市名的大行李箱,周末下了飞机奔向课堂,讲完课就冲机场的中年弘道者了。“在身体锻炼方面,我做得很不够。”采访中,他的回答很真诚,还带有一些歉意。当然,对杜先生来说,体知儒学本身就包含着满负荷运作的奉献自觉之意义在内。而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儒者,这一志愿在1950年代他十五岁时就已经萌发了。

 

对人的重新思考和精神人文主义

三年前的一次北京聚餐上,杜维明曾向在座包括记者在内的每位后学赠送了一张面额为1000元的韩币,上面有李朝大儒李退溪的人像。

1967年,刚刚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杜维明去韩国汉城(现在的首尔)拜访大儒李相殷先生并参观奎章阁藏书,他惊讶于儒学在朝鲜李朝独立发展的辉煌。李滉(退溪)、李珥(粟谷)的思想让他感怀:儒学有世界性的潜能,这不容忽视。杜维明在1970年的随笔《体验边缘的问题》中写道:“我们希望三四十年后,世界各处都有践行儒术的志士仁人,因为儒学存在的真理应当为人类全体所共享。”

终于,在2014年5月,杜维明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的概念,包含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维度。他带着最新的思考去英国和90岁的基辛格对话。自此,“精神人文主义”不断被丰富着出现在各类演讲中。

“这是否是您对自己思想的阶段性总结和提升?”

杜维明点点头。“我一直在想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和它对其他文明的解释力,每次有些推进,但总还有堵塞,不能完全说服自己,现在基本想畅通了。”在国际研讨会的当天下午,风雨交加,“希望促使精神人文主义形成一个话语,在我,至少是一个奋斗的学术目标。”杜维明边思考边向记者阐释他最后的“豁然开朗”。

 

当前人类面临的处境呼唤对新的人文主义的思考

“当下思想哲学界面临的关键挑战是,我们要思考,人类发展到现在,究竟朝哪个方向走?包含仁爱的文明能否延续、发展,是人类自救的前提。”杜维明将这样的思考称为人类思想界的“共业”。这样的感受是与全球各界广泛交流后得出的共鸣。2015年,联合国发出“2030联合国千年目标”;同年9月,世界气候大会上,达成了自京都协议、哥本哈根会议后的首次共识。“因为,人类的处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不是过去问题的延伸,因此特别呼唤新的人的自觉,新的人文主义,这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是否有可持续性和普遍性。”

一方面,互联网等新技术,造成了人类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政治多元现代性使得全球化中始终带着分化的趋势。具体到每个“道成肉身”的个体,怎样的资源和途径才能将人联系在一起呢?在杜维明看来,儒家思想要想发挥主流资源的作用,要有开放的心态,同时,要有对自身更好的理解和挖掘,“从这个角度上,儒学的现代化和西化,我们仍然在进行中。”

 

应该在开放心态下对儒家资源进行创新

何谓开放的心态?杜维明结合当天“桑德尔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上的讨论,主张从最低限度上,对西方已经提出来并取得成绩的制度,要承认其普世价值的地位,并容忍它对我们的说教;尽管这些价值当下出现了瓶颈,在某些国家表现得不好,但我们要能尊重、参照、学习。另外,中国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的重要资源。“桑德尔等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看到了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在相互学习中,西方会有更全面的参照,进而会丰富、修正自己普世价值的局限性。这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自己文化价值的信心。”杜维明强调,“这不是推销,也不是一个软实力的问题,而是事实本来如此。”

为此,杜维明谈到,理论自信的前提在于理论的创新。“君子有诸己而后存诸人”,想要说服别人,先要说服自己。而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深刻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化成“行”的才能称为“知”。杜维明又强调,儒家思想的确体现在历代政治制度中,但是,没有体现的,是否就不是儒家思想了呢?这也是杜维明多年苦苦冥思之点。“作为一个丰富而多元的思想体系,它在各阶段的呈现可能只能是一种形式。在另一个成熟的条件下,会绽放出第二、第三种形式。比如,宋明理学的根在先秦,但它只有在宋明时代被开掘了才能体现。”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北京召开

为了促进全球对人的共同思考,杜维明推动了保守的世界哲学大会移师中国。

2013年的8月8日,在雅典的杜维明几乎一夜未眠。但这一夜的准备为中国的哲学界和思想界写下了新的学术记录:杜维明和王博及刘哲代表北京大学向国际哲学联合会(FISP)102个会员所做的15分钟的主题陈述,使险些失之交臂的具有116年历史的“世界哲学大会”举办权,稳稳地落地到中国。

其实,对杜维明个人而言,这场被誉为哲学界“奥运会”的举办权的准备工作早在2007年就开始了。当时,杜维明以哈佛燕京社社长名义,邀请FISP董事局和韩国哲学大会地方委员会成员到哈佛召开研讨会,当时的题目叫《21世纪哲学的再思考》,在会议之余举办的行政会议上,杜维明就表达了中国的申办意愿。按照FISP的规则,举办地是要在前一次全体大会上由102个会员组织投票表决。当时,FISP的反馈信息是,中国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5分钟主题陈述三条理由,击败巴西竞争对手

但是,直到投票前不久我们才知道,巴西正在准备举全国之力申办哲学大会。8月8日下午,北大团队看到巴西打出了“如果你投巴西一票,将承诺带你去旅游”的横幅,大有志在必得之势。事先信息的不对称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被动,关键就看8月9日的主题陈述了。 第二天的主题陈述中,杜维明说了三点。

第一,中国需要哲学。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中,救亡图存的爱国心使得社会精英都忙于做拯救国家的政治家,很难出哲学家。但2013年,当代中国的发展有了新的契机,全国上下都提出,除经济、政治之外,文化和生态对发展同样重要,以此修正现实中经济发展过于凸显的现状,回到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生价值的追问、世界观的认同、文化的发展目标等一系列的转向。也许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FISP)不需要中国,但中国需要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需要全球范围内哲学上有建树的人帮助中国一起发展。150年中的拿来主义最多只是工具,而不是从哲学上寻找中国自己的出路。

第二,西方哲学需要走出象牙塔。由于追求学科上的纯净,西方哲学已经成为象牙塔中的学科,自我边缘化了。虽然当代有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罗尔斯等杰出大家,但是比起政治学上的亨廷顿、社会学上的罗伯特·贝拉、受韦伯影响至深的帕森斯、科学上的爱因斯坦,哲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式微。哲学必须显示出影响力和公共性,而中国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宽广的视野。

第三,哲学本身必须全球化。哲学的太阳从希腊升起,不能在从希腊落下,要普照世界,落到多个文明大国,包括中国、印度、拉美等。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

陈述赢得了大会的掌声,“最后,中国得了56票,巴西得了20票。”事后的FISP执行会换届选举中,3000多人中31人当选,秘书长卢卡得了79票,杜先生得了65票,第三名是40出头。

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已经确立——“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如今,由杜维明、谢地坤、江怡、王博、孙向晨组成了五人筹委会,其中,北大哲学系系主任王博和复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均为1965后。届时预料将有超过四千来自全球各地的哲人前来交流。中国哲学和中国智慧将会为人类文明承担起应有的职责。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会有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轨迹,我只不过发挥了一点推动作用。”杜维明显然已经不太愿意述说这个故事了。

21世纪的文明对话:从比较式到合作式这样的陈述和辩论,几乎贯穿杜维明的一生。 在河南登封有座嵩阳书院。书院里有棵4000多年历史的大柏树,人称“大将军”。“大将军”见证了自北魏开始的佛教、道教活动,更是目睹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朱熹等大儒在此讲学弘道。2012年9月,它被一群来自五大洲的不同语言的哲人们惊醒。

(转自李念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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