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一期,《浙江社会科学》,杜维明:面对全球化的儒家人文主义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在近代社会中由于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一度以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观取代了儒家思想,致使儒学只在海外得以零星保存和发展。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学的价值观又得到重新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儒学人文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仁”、“恕”观念与全球伦理中的“金规则”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

一、近代儒学所遭遇的挫折

20 世纪下半叶,作为文化中国中具有活力的知识话语――儒学复兴,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现象。它清楚地表明:悠久的传统能够历尽劫难而复兴。

鸦片战争(1839 年)以降,西方以强势凌驾中国,儒家的历史自此不断遭遇挫折和失败。过去的 150年见证了儒家传统复兴的无数次努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轴心文明之一,人们自然期待儒家思想能够卓有成效地应付来自西方的挑战。毕竟,儒家传统因其实用智慧、官僚管理能力、处事技巧及工具理性而享有盛名,它应该能够顺理成章地学好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挡外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儒教中国确实抵挡住了西方列强的侵袭。尽管孙中山痛陈中国已沦入半殖民地的境地,给人的印象要比印度和其他亚非殖民地更糟,但是中国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殖民化。

当然,也不可否认,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儒家的历史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儒家的官僚没能吸收西方的军事长技,以至于海防失陷。儒家的变法者欲以西方近代的宪政制度改变中国官僚体制的努力也归于流产,致使中国没能转化成为近代化国家。然而,在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演变中还出现了最重要的事情,即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头脑刻意选择了拒斥儒家人文主义,以为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这便是产生于“五四运动”(1919 年)那代人中的彻底地反偶像崇拜思想,它的极端性发展遂促成了普遍的反孔风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不遗余力地反“国粹”的运动中,军阀和士大夫倒是携起手来鼓吹儒
家,欲图以之为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威意识形态。袁世凯公然宣布要以儒家思想和仪轨恢复帝制,俾自己可以龙袍加身。不意此举更加刺激了变法者和革命者,促使他们对儒家的所有教导皆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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